杨二

Machine repeats, Human creates

阅读笔记《万历十五年》

自序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赋税太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原因。

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万历皇帝

皇帝在最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两端的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

皇帝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敬天法祖,也就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

一个精明的皇帝能够做到让大学士的票拟永远体现自己的意图而不发生争执,这种微妙的关系又少不了秉笔太监的从中协调。

统治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是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

首辅申时行

责难陈善:规劝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

申时行曾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田归!(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

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使他深知这个帝国有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世间已无张居正

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朱祤钧却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文官。

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海瑞一生的经历,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而不是合法非法

地方官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为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

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就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戚继光的求实精神表现于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的,积殊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他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在整个社会没有为它的成员开放其他门径的时候,多数像李蛰一样的人物,已经不加思考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如果李蛰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族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当时的李蛰,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是很简单的,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这和孔子关于“仁”的学说颇为相似:凡人立志于七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时都不违背仁,即在圣贤也不易做到。

李蛰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从事著作,依赖官僚绅士的资助而生活。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士绅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本朝的法律也没有维持商业信用、保障商业合同的规定,以此国际贸易无法开放,否则就会引起无法解决的纠纷。各地区按照其特殊需要而立法,更不能受到鼓励,因为会酿成分裂的局面。至于在文官集团内部,也无法通过组织系统集中这两万人的意见,必须假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以及讨论马尾巴等等离奇的方法,混合阴阳,使大家在半信半疑之间渐趋统一。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盲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大历史观

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

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用张居正申时行讲政治,用海瑞讲经济,用戚继光讲军事,用李贽讲思想界。

《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欧蒲台:此文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