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法与任何人分享这种反社会道德的精神，无论图灵有多么希望，但他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自由。此时此刻，图灵站在人生的海滩上，面朝大海。一年后，1954 年 6 月 7 日夜里，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拖拖拉拉三个月，总算是半懂不懂地看完。尽管时间已长，而且对关键之处仍然有疑惑，但看到这里还是觉得心头难受。

我不敢妄自尊大去评价他的一生。只是摘抄一些关键段落，也许能揭开看书时候的一些疑惑。

关于自由

人们在面对图灵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划出一条界线。甚至图灵面对自己时，也在试图保持距离。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似乎总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他无法适应，但又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冲突。

图灵是个无师自通的存在主义者，他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通往自由的路。然而随着生活越来越复杂，他也变得越来越困惑，这条路到底通向哪里，他越发看不清楚了。

他确实把他的承诺守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是伟大的主宰者，但在政治的世界里，他却正如他 1941 年在信中的落款：永远效忠于丘吉尔的奴仆。

在他们的头颅中，都有那么几立方厘米，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抵御外部世界的入侵。

图灵在外部世界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他找到了一个更纯洁的尽头。

他本想张口，却哑口失言。

关于科学

1954 年 6 月，图灵咬了那颗苹果，没有人察觉到这里的隐喻 ── 那颗苹果浸满了 40 年代的毒药。

收益与风险，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科学家们对于政治的态度，从蔑视转向敬畏，他们在绝境中救了盟国的命，因此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但也牺牲了自己的纯粹。科学的意义，开始变得政治化，这是 30 年代留下的一个被忽视的矛盾，而正是这个矛盾造就了 50 年代的环境。

科学总是宣称自己的独立性，科学不依赖法律、传统、社会观念，科学是形而上的，科学是无国界的 ── 但科学却暗示着脱离社会的后果。

他认为，带着个人情绪去看待科学真理，是一种极端的弱智。他经常指责其他学者，出于个人情绪而排斥智能机器。在他看来，对待科学就要像对待宗教一样，无条件地敬畏而虔诚，这一点非常重要。科学只关注事物本来的样子，这与人类的动机无关，与人类的价值判断无关，更与人类的感情无关。

科学能否把社会抽象成数据和指令？科学能否脱离社会体制，通过独立地观察、实验、方程来解决社会问题？无论科学多么尊重事实，它能否违背统治阶级的意愿？在这样的「科学」中，真理和人性的界线，远远不像物理和化学那样清晰，这些问题都是图灵的机器智能所存在的缺陷。

这是个超哥德尔式的问题，其本质在于，科学能否跳到承载它的这个社会之外，图灵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同性恋

他不知道同性恋禁忌跟女性地位低下有什么关系。他也许从来没想过，他遭受的这些苦难，与女性所受的社会压迫是同根同源的。

人们理所当然地笃信，夫妻双双才能把家还，男女分工是家庭制度的基础，在他们之间，则应该由性爱来联系。而同性恋的存在，是对这个信念的破坏，尤其是在战后重建时期，男人工作、女人持家，这种制度变得格外重要，所以同性恋的危险性也就格外明显。对于那些把婚姻和生育视为义务而不是自由的人们来说，同性恋这种行为，就像是宗教中的异端，他们和苏维埃的共产主义一样，企图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把禁忌变成常规。

对于图灵这个人，从本质上来说，真正的难题并不是他的同性恋身份，而是他的那种神秘感，那种无法控制的未知感。正如法官所说，像图灵这样的人，没有人能猜透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当年在特殊的社会局势下，人们不得不容忍他的特殊性，哪怕是最傲慢的人，也要对这位解谜大师礼让三分。但在 1954 年，情况不一样了，他始终处于被怀疑的状态，于是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切不完全纯洁的东西，都会被视为潜在的邪恶。

对他来说，生活注定不可能是纯粹的，正如科学不可能是纯粹的。布莱切利的故事让他明白，这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事物，也没有真正的鲁宾逊。图灵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他原本活得很真实，但即便如此，科学却使他从事了一份建立在诡诈之上的工作，性爱则使他不得不对警察撒谎。

图灵的一生就是一场危险的实验。他不但思维放纵，毫无约束，而且还同时吃掉两个禁果，社会的禁果和肉体的禁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度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给他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难题。他的人生，背离了他的思想，因为人生不是离散状态机。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浮现出许多关系问题：思维和身体，智能和行为，科学和社会，个体和历史。图灵总是以一贯的风格，去面对这些问题：一言不发，扭头就走。

除了图灵之外，所有的人都得救了。

机器模仿原则

为了回避关于思维、思想或者自由意识「到底是什么」这样的哲学讨论，艾伦倾向于仅仅通过对比机器和人类的行为，来检验机器的思维能力。这是对思维的实验定义，就像爱因斯坦对时间和空间进行的实验定义，这使他的理论从先验的假设中解放出来。

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相比，在思维、智力和学习能力方面，只不过有着程度上的差别。

因此，艾伦用模仿原则进行讨论，并不是个新想法：如果机器表现得像人类一样，那么它就是与人类一样。

他自己的模仿游戏

他对计算机的痴迷，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对社会规则的极端敏感。自从孩童时期，他就对「明确的义务」感到疑惑，他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精神分裂的模仿游戏，一面是科学家，一面是同性恋。有很多东西在威胁他的自由，有一些他会接受，有一些他会屈从，还有一些他会反抗，总地来说，他对那些别人无需思考就会接受的东西格外敏感。因为这种精神，他很喜欢给计算机编程序。

他想把生活变成一盘棋。

像任何同性恋者一样，他的生活就像一场模仿游戏，而非扮演自己的真正角色。

没有什么问题是只靠思想就能解决的，因为他的肉体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关于计算机

他想要「建造一个大脑」。

图灵机的状态，可以看作是思维的状态，那么它的物理载体，就可以看作是大脑。这个类比中有一个关键之处，那就是图灵机模型是不依赖物理实体的。

说到建造一个大脑，并不是说机器的组件要与大脑的组件相似，也不是说机器组件之间的连接非要像脑区之间的连接一样。艾伦需要知道的，只是用一种机械化的方式来描述大脑如何存储文字、图片和技能，以及感官信号输入与肌肉信号输出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需要使用不同的机器来做不同的工作，只要一种机器就足够了。对于不同的工作，我们可以把「设计不同的机器」这个问题，变成「给通用机设计不同的程序」。

通用机不只是一个机器，它还是所有机器的总和。

关于机器思考

通常所说的「大脑」这个词，是与高等智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实际上，大脑的很大一部分，可以看成是无意识的自动机器，产生着一些可以被模仿的复杂反应。但是，这仅仅是一部分大脑，新机器无论如何都不会完全代替人类思考，它们只会促进更高层次的思考……

在计算机模仿人类活动这方面，图灵思考的是对于「学习」的模仿，在这个前提下，机器不只会执行「我们已经知道明确步骤的事」 。模仿人类行为的核心是「训练」机器、使其表现出智能行为

婴儿的皮层是一个未经组织的机器，可以通过适当的干涉性训练，来对其进行组织，而这种组织的结果，可能就会使机器变成通用机。 图灵认为，机器一开始是无组织的，由一些类似神经元的组件随意搭建而成，后期需要对它进行训练： 通过实施适当的干涉和模拟训练，我们就可以使机器学会对特定的命令产生特定的正确反应。

新生婴儿的大脑，要逐渐变成一颗智能的大脑，它就必须要具有客观的规则，和主观的能动性。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客观的规则。将一台机器，或者一颗大脑，转变成一个通用机，这是规则的最极端的形式。但是光有规则，是不能产生智能的，还必须要具有某种能动性。 图灵倾向于通过「训练」，让机器自动地产生主观能动性

机器思考的问题所在

图灵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对话是一种交互，而不是在内部处理符号。语言可以改变世界，这种改变取决于语言的意义。「意义」这个词，被波兰尼引伸到超自然的宗教观，但图灵认为，大脑与外界的联系，本质上跟电传打字机没有什么区别，这事没有什么超自然可言。图灵的模型，是一种「物理作用尽量小」的机器，但是对话这件事，无论是通过声音还是通过读写，都是与物理世界紧密相关的。图灵的模型，通过「选择一些特定的细节」，回避了这种相关性，但他却没有给出有力的论点，来证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

图灵的问题在于，他要用一个离散状态机，储存语言并以此表现智能，那么没有感觉器官能行吗？没有运动器官能行吗？没有有机的神经突触能行吗？没有生命能有智能吗？没有交互能有心灵吗？没有意识能有语言吗？没有经验能有思维吗？

一个自由的个体，时而与社会机器共转，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抗它，通过外界的「干涉」来学习，同时也对那干涉感到愤怒，那干涉是智能和义务的共同作用，也是环境带给他的刺激和碰撞 ── 这就是艾伦·图灵的生活。当所有的这一切，反映在他关于机器智能的想法中时，它们并不能融洽地结合到一起。图灵没有考虑交互渠道的问题，也没有考虑智能在社会政治世界中的作用。他漠视这些问题。但他并不是一直这样，他曾经给默卡夫人写过信，问她如何才能像灵魂一样自由地生活和交流，但他同时也说：「可那样就什么都做不了。」

他现在的讨论，就具有下棋一样的形式主义特点，可以这样说，图灵描述的这种机器能力，与行动无关的能力，并不像是思考的能力，而是做梦的能力。

思维和行动，逻辑和现实，这是他的学术问题，也是他的人生问题。

任何一种「简化」，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欺骗。

政治立场

他虽然总是对反法西斯主义者很友好，但他自己对政治并没有兴趣。他有通向自由的其它道路，那就是致力于自己的事业。让其他人做他们能做的事，他要做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有一次，他与弗雷德·克莱顿谈话时，谈到为什么有些科学家仍然要为德国工作。本着自身的感受和政治现实主义思想，艾伦认为，科学家会把精神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的内容上，无暇考虑其意义。

他一直都天真地保持着政治方面的独立和直接。

艾伦·图灵并不是工党的拥护者，他也并不是真的关心政治。作为一个萧伯纳的崇拜者，一个《新政客》的读者，一个反对狭隘保守的旧体质的战时科学家，他会支持改革。但无论是旧体制还是新体制，对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吸引力。

他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保持理想主义的学生。他对原始的自由主义的推崇，他在汉斯洛普表现出来的对弱者的同情，还有他对绝对本质的痴迷，比密尔更具有乌托邦的味道。

他是最不关心政治的人。

对图灵来说，个人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也是个人的一部分。他选择为政府效忠，这种选择对他来说，只是背叛自己的这一部分，还是那一部分。无论他在这种选择中如何摇摆，总是存在着一个坚实的逻辑，即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他确实把他的承诺守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是伟大的主宰者，但在政治的世界里，他却正如他 1941 年在信中的落款：永远效忠于丘吉尔的奴仆。

图灵安息

你说我是个谜，其实我们都是谜，在苦痛中开始，在折磨中结束。被卑微的事物拖向死亡，把崇高的理想，背负到诸天之上。